文章来源：肆客足球

　　轰轰烈烈宣扬了一段时间，和俱乐部投资人管理者，也有过11月在上海的通气会，以中超限薪为主要内容的“新新政”，曾一度没有了消息。

　　直到圣诞节这一天，在北京昆仑饭店，有了中超改革方案说明会——这是说明会，不是沟通会，大家理解并且接受就好。

　　一系列的管理规定明确：未来中超赛季，本土球员新签合同税前不含奖金不超千万人民币，国脚的薪资有上浮20%的额度，那么国脚价值就更高了，给人无限联想……外援薪资不超税后300万欧元，外援肯定不能像过去几年那样以薪资吸引国际一线球星了。

　　还有U21球员合同税前不超30万人民币，然后又加上一条：“有如达出场标准不受此规定限制”……操作空间巨大，这就是说一名U21球员，如果在一线队上场次数足够，那么也就不受这30万人民币薪资限制。

　　职业联盟何时成立？

　　足协以及中超联赛诸多工作，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突然陷入了低迷的状况。

　　此前承诺和各俱乐部继续沟通，但会议被取消；中超联赛2020赛季许多需要落实的准备工作，相关会议被延后；牵涉到联赛以及各俱乐部商业利益的赞助商供应商会议，被延期或取消……

　　上至足协，下至各俱乐部，中底层的工作人员最为茫然，不光是不知道此刻和接下来该干什么，更要命的，是不知道长久工作方向是什么。

　　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，知情或不知情的人似乎个个讳莫如深。张力等人领衔的职业联盟筹建小组，在工作推进中，不论俱乐部还是足协管理层，出于种种原因，工作进展远未达标。

　　而足协“出台”的流程，从根本上就难以让俱乐部接受——联赛到底是应该在组建完成职业联盟后，交由以俱乐部为主体的职业联盟来执行具体管理，还是像这一波又一波的新政，年年更新，由足协来包揽一切？这简直成为了一个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辩论题。

　　联系到国足主帅位置高悬，归化球员数量在增加，但危局中的国家队是否要增加归化球员数目的种种猜测，不见寸进。

　　更有趣的是，归化球员，法理上都已经承认是“中国人”了，还有在联赛中部分归化球员被“当做外援”的说法，更是夹缠不清。

　　限薪，能杜绝“暗箱操作”吗

　　现在限薪的目标非常明确：中超联赛超出其营收能力的高投入，已经让这个所谓的“世界第六大联赛”，成为了一条收支完全失衡的“地上河”。

　　以过去几年中超疯狂的投入水平，这个联赛的经营健康程度，根本不具备长久竞争力。所以控制成本、保证联赛具备长久可持续发展可能性，是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。

　　然而在具体工作手段上，限薪是否是最好的解决方案？限薪的具体管理办法，由足协提出，要求各俱乐部执行，最终能执行出怎样的境况？一条横亘在战略目标良好、可执行性低微之间的鸿沟出现了。

　　20多年来中国足球所谓的职业化改革，有过多次联赛限薪令，都是由足协推出。但过往限薪不仅没收到控制联赛成本效果，反倒滋生了一大堆类似阴阳合同等恶疾，对联赛的健康化运营没有其他任何积极效果。

　　限薪本身，可以当做是联赛发展阶段的一种短期手段，但限薪的约定和执行以及监督，首先需要联赛主体——各俱乐部之间达成共识，需要俱乐部都能遵守一种游戏规则之下的公平竞争秩序，并且有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，才可能执行到位。

　　我们为什么要限薪？

　　长久论，对于一个需要更长发展周期、有志于和国际先进联赛竞争的中超，限薪只能是权宜之计，而不能作为长久健康的法宝。因为任何一个职业体育联赛，都是基于人、基于高水平职业运动员的竞争。

　　适度限薪，能保证整体环境结构更加合理，可是戴上太多“帽子”的限薪，对从业者积极性、对未来想要进入职业足球行业的青少年及其家庭，都会是一种约束乃至打击。

　　12月25日公布的新政，较此前的版本又有调整。有业内观察者认为，“这是为了修补此前有过的错误，而加上的许多修补方案。”此前政策的错误内容，是通过修补就能完成的吗？各种限薪条款里，又都留有余地，总有可退却的通道。

　　本土球员的千万顶薪，国脚身份能有20%上浮，那么之前发生过的国脚身份非常规操作，是否会发生？顶薪之外的比赛奖金，额度有没有限制？U21球员上场机会，是否也可以通过一些私相授受而获得扩充？

　　推出新政，是新一任管理层树立权威的起点。但如果不在整体结构上，给予联赛主体应有的尊重，新政的执行效果会让人忧心。